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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，扬州白瓦巷阮家出了个口吃的孩子。
这个连私塾同窗都敢嘲笑的孩子，后来在仕途待了五十年，编著了3600多卷典籍，主持了影响整个清代学风走向的两所书院。
他的家里，从祖父到父亲，一脉贫下来的官员，穷到夜无贮粮，却没有一个人伸手拿过不该拿的钱。
这个人叫阮元，谥号文达，史称清代一代文宗。
阮元的原点，得从他母亲说起。
小阮元口吃，上私塾常被人取笑，加上老师管教严厉，干脆不想去了。
母亲林氏听完原因，脸色一沉，说了句：自古英才出严师，口吃、朋友讥笑，就难倒你了么？
然后坐下来，当场陪他一起诵读。
林氏出身仕宦之家，通诗书，这句话说出来，不是安慰，是要求。
阮元从那天起开始认真读书，这个习惯带了一辈子。
他日后在塾中挂了一副自撰楹联：欢喜性生方嗜学，和平心定即修身。
读书不是为了谋前程，是要把人心思养稳了才行。
这个方向，他后来用在儿子阮福身上同样没有松动。
阮福本来走的是八股一路，阮元让他改学经史诗文，理由很直接：族中子弟可以不参加科举，但不能成为饵名钓禄之徒，靠着家族的名头混饭吃。
阮家的清廉，往上数两代就能看清楚。
阮元的祖父阮玉堂官至湖南参将，手里有兵权，管着军饷，退休回家的时候，家里没有什么积蓄，到了窘迫处，夜里连隔日的粮食都存不下来。
这不是什么风雅贫困，是真的穷，是几十年一分不贪的结果。
父亲阮承信也走过同样的路。
家境困窘，放弃入仕，专心教书读书，教子弟读明体达用的圣贤书，劝人做当为翰林的正派人。
阮元任浙江学政期间，有一位老朋友登门，以千金为阮承信贺寿。
阮承信当场拒绝，而且话说得没有余地：我生平耻于收受不义之财，所以一直贫穷。
你今日赠我重金，究竟为何？
若有求于我儿子，他受朝廷之恩，清廉尚不足以报答，怎么可能自己糟蹋自己？
你以礼来，我以礼相待；
你以贿来，是想受国法制裁吗？
那人只得谢罪退出。
说这话的不是阮元，是他父亲。
但这句话完整地解释了阮元是从哪里来的。
阮元自己对廉有三条执行：治家严、治吏严、律己严。
生日那天，他不摆宴，不收礼，隐居竹林，以清茶自贺。
但父亲过生日，他邀亲朋好友以诗庆寿，正式操办。
这种对比不是表演，是他在用同一套标准区分两件事：公与私，官与家。
在浙江任内，他亲赴各地仓库核查亏损，依斗定尺，按实数说话，不依下属汇报。
杭州北新关的税关官吏与胥吏勾结横行，他到任后严肃法纪，挨个清查，直到刁顽之辈不敢妄为，商民车船才算畅通无阻。
他一生在官五十年，没有建过私人园林。
他的钱，绝大多数花在编书刻书上了。
这些放在个人修为上，已经够完整了。
但阮元真正让后人记住的，不只是他自己做到了什么，而是他用这套东西影响了多大范围。
1797年四月，阮元在台州发现了一个叫周治平的年轻人，天文和数学都学得极好，但其他科目平平，按常规不够入学资格。
阮元以数学单科成绩优异为由，特许他入学，后又召入诂经精舍。
看完周治平的文章，阮元觉得他能融合中西之学，随即将相关内容辑入《畴人传》，并在书序中特别说明，此书得周治平参校之力甚多。
他还以诗赠之，其中有句：谁知处士巾山下，独闭空斋画大圆。
能让一代主考官专门写诗夸你算数学，周治平大约是清代最意外的那批读书人之一。
阮元在杭州创建诂经精舍，在广州建立学海堂，两所书院都不讲八股制艺。
开设的是十三经、四史、《文选》，加上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数学、地理，还教工程技艺。
这在当时的官学体制内是极不寻常的选择，清代书院普遍以科举为导向，阮元硬是在两地开出了另一套东西来。
从这两所书院走出来的，是一大批真正术有专长的青年学者，不少人后来都留下了名字。
赈灾那段，也能看出他的思路。
历来灾情施粥，阮元改为施钱粮，但同时下令各县将县、村、户的人口、每户赈银赈米数量，逐一书榜张挂，公开透明。
他还亲自下乡核榜巡查，查实之后才离开。
这套做法，是他在官场见过太多灾款被截留之后想出来的，不是理念宣示，是实际防漏的操作。
父亲去世后，阮元写下了将近8000字的祭文，完整记录了父母一生的行状。
洋洋近万字，是悼念，也是存档，让后代看得清楚自己家从哪里来，这个家是用什么撑起来的。
阮元活到了85岁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去世，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极长寿。
只是他晚年所处的，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，他亲手培育的那批学者，和他刻印的那3600多卷典籍，能在接下来的乱局里撑住多少，这是他大概没有算完的一道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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